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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策略:“三大方向”+“七大領域”把握碳中和機遇

2021年03月27日 15:08
作者:胡國鵬 袁稻雨 劉陽
來源: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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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方正策略】解碼“碳中和”:現狀分析與機遇展望 — “碳中和”專題報告

摘要
【方正策略:“三大方向”+“七大領域”把握碳中和機遇】從污染治理角度看,能源結構調整雖然是減排的治本之策,但同樣需要碳吸收的減排協同效應,這將有效推動固碳技術發展,以及碳交易機制建設。我們將從減少碳排放、增加負碳排放、建設綠色金融體系三個方向下的能源、工業、交運、建筑、碳匯、碳捕集、碳交易七大領域出發,尋找低碳、綠色發展下的重要投資機遇。

  摘要

  1、內涵:碳中和是什么?人類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通過植樹造林增加碳吸收、碳捕集等人為移除活動,最終實現人為移除與人為排放相抵消,則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凈增量為零。從長期氣候目標看,碳達峰、碳中和、凈零排放、與氣候中和是四個主要階段性目標。

  2、背景:綠色發展變作貿易新標準,低碳外交成為破局主抓手。從我國自身來看,“雙碳”承諾雖然面臨發展權的讓渡,但隨著綠色發展逐漸成為貿易標準,綠色貿易壁壘的出現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此外,面對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碳中和也成為外交破局的主要抓手。

  3、中國:碳達峰任務艱巨,政策目標逐漸加碼。中國碳排放總量龐大,在全球的比重也呈不斷上升趨勢。當前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龐大且快速上漲,原煤消費占比持續下降但依舊處于高位。工業能耗占比遠高于GDP占比,產業結構仍需再平衡。此外,城市化率上升、人口基數龐大等都是阻礙碳減排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對碳減排目標持續加碼,逐步形成碳達峰、碳中和的“3060目標”,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碳達峰、碳中和行動計劃。

  4、海外: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碳達峰,目標2025年實現碳中和。根據IPCC測算,若實現《巴黎協定》2℃控溫目標,全球必須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2067年實現氣候中和。目前,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碳達峰,美國、歐盟、日本等計劃2050年實現碳中和。

  5、展望:政府企業攜手,四大路徑實現碳中和。實現雙碳目標主要從四個方面出發,1)減少碳排放,實現重點領域部門能源轉型;2)推動碳捕獲發展,技術固碳與生態固碳合力推行;3)完善碳交易市場,我國碳市場尚在起步,未來發展潛力加大;4)引導金融資源向低碳項目傾斜,構建碳金融體系。此外,主要政府部門和企業也提出相關政策與路線。

  6、投資機遇:“三大方向”+“七大領域”把握碳中和機遇。碳中和為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抓手,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推動力。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前提,這將倒逼我國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調整,打破傳統工業生態,帶動綠色產業強勁增長,最終實現經濟社會、能源體系、科學技術的巨大轉變。從污染治理角度看,能源結構調整雖然是減排的治本之策,但同樣需要碳吸收的減排協同效應,這將有效推動固碳技術發展,以及碳交易機制建設。我們將從減少碳排放、增加負碳排放、建設綠色金融體系三個方向下的能源、工業、交運、建筑、碳匯、碳捕集、碳交易七大領域出發,尋找低碳、綠色發展下的重要投資機遇。

  風險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預期,經濟超預期下行,外部環境出現超預期沖擊等。

  正文如下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2020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于氣候雄心峰會發言,再次重申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并提出具體的數量目標。在全球經濟共振復蘇的趨勢下,把握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投資機會將會是未來數十年行業配置的一條主線。本文將著重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討論:1)什么是“碳中和”,雙碳目標承諾的背景是什么?2)我國現狀如何,海外碳中和目標實現的路徑有哪些?3)我國碳中和目標實現的路線圖及政策制定有哪些?

  1

  內涵:碳中和是什么?

  碳中和是指溫室氣體排放量正負抵消,達到相對“零排放”。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定義,人為排放即人類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燒、工業過程、農業及土地利用活動排放等。人為移除則是人類從大氣中移除二氧化碳,包括植樹造林增加碳吸收、碳捕集等。人為移除與人為排放相抵消,則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凈增量為零。碳中和的概念,最早由倫敦未來森林Future Forests公司(后改名為碳公司The Carbon NeutralCo)在1997年提出,指為消費者種植一定數量的樹木從而抵消其一年的碳排放量,碳排放量主要利用消費者在交通旅游、家庭生活和個人行為等領域的數據進行估量與測算,消費者通過購買“碳信用”來抵消碳排放。

  碳達峰、碳中和、凈零排放、與氣候中和,是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階段目標。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后開始慢慢下降;碳中和(carbonneutrality),也稱凈零碳排放(net-zero carbon emissions),是指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凈增量為零;凈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s)中既包含了二氧化碳(CO2)的凈零排放,又包含了其他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如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氣候中和(climateneutrality)與凈零排放的定義并不完全等價,零排放與零影響之間并不等同,氣候中和的實現,除了需要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還需要合理控制其他人類活動如城市化、植被改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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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背景:綠色發展變作貿易新標準,低碳外交成為破局主抓手

  2.1

  能源安全新戰略破題開局,綠色貿易成為主流

  全球主要國家與地區陸續提出碳中和愿景目標,預計2060年后普遍實現碳中和。據CAIT與ECIU統計,截至2021年3月,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54%的47個締約方(內含58個國家)已通報了凈零目標。據UNFCCC披露的33個國家數據顯示,從目標時間來看,其中2個國家(不丹、蘇里南)已實現碳中和,1個國家(芬蘭)承諾2035年實現碳中和,2個國家(奧地利、冰島)承諾2040年實現碳中和,2個國家或地區(美國加州、瑞典)承諾2045年實現碳中和,24個國家或地區承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1個國家(中國)承諾2060年實現碳中和,1個國家(韓國)承諾二十一世紀后半葉盡早實現碳中和;從承諾性質來看,6個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新西蘭、瑞典、丹麥、匈牙利)通過法律立法形式進行承諾,6個國家或地區(歐盟、加拿大、西班牙、斐濟、智利、韓國)通過立法草案進行承諾,其余各國及地區通過政策宣誓、提交聯合國、黨政協議、承諾等形式進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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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標準發生轉變,綠色貿易壁壘不容忽視。截至2017年,全球共有49個國家實現碳達峰,碳減排、綠色經濟、節能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驅動貿易標準發生轉變。綠色貿易壁壘(Green Barriers,簡稱GBs),是指某些國家針對在環境或動物方面有傷害性或破壞性的貿易采取限制性條款或禁止性條款的行為,其根源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高速發展后對生態環境保護和人民身體健康的迫切需要,WTO也通過《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中肯定其合理性,其主要制度包括以下七種,即環境附加稅制度、市場準入制度、綠色環境標志制度、產品加工標準制度、綠色包裝和標簽制度、綠色衛生檢疫制度、綠色補貼制度。綠色發展逐漸成為貿易標準,綠色貿易壁壘的出現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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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能源格局與能源安全戰略加速轉換。舊能源格局主要由美國主導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中心,原煤、原油等高二氧化碳排放能源占據全球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但隨著全球經濟中心的轉移、國際關系的重塑與清潔能源與技術的快速發展,舊的能源格局與能源戰略面臨巨大挑戰。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要推動能源消費革命、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節能、減排、碳捕集與新能源等技術需要多管齊下并大力發展,“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成為我國能源變革的本原則,也為世界能源格局的變革注入新鮮血液。

  2.2

  全球發展存異求同,低碳外交謀求多邊發展

  面對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碳中和成為外交破局的主要抓手。我們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地緣政治風險升級,非傳統安全問題更加突出,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世界政治格局深刻調整帶來新的不穩定性。尤其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全球產業鏈加速調整,各種思潮相互角力,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影響力上升。站在當前時點,我國未來發展充滿機遇與挑戰。中國在差異中尋求共同點,以綠色發展為抓手,積極響應碳減排號召,謀求多邊發展,并于2020年成為全球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2020年以來,歐盟及美國民進黨接連提出征收碳稅,在此背景下我國積極探索“碳中和”,不僅可以降低出口產品被征收碳稅的潛在風險,還可以推行綠色外交謀求與歐盟、美國等開展對話交流,進行多邊合作。

  2.3

  技術裝備發展支撐能源結構調整,雙碳目標縱深推進

  工業生產與社會應用兩方面,共同助力能源結構調整,驅動雙碳目標縱深推進。在工業生產方面,低碳技術與新型裝備基礎達標。工業、制造業、金屬冶煉等行業的高耗能企業,能源形式清潔化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雙管齊下。能源裝備制造關鍵技術、材料和零部件等瓶頸均有所突破,推動全產業鏈技術創新。煤炭清潔智能采掘洗選、深水和非常規油氣勘探開發、油氣儲運和輸送、清潔高效燃煤發電、先進核電、可再生能源發電、燃氣輪機、儲能、先進電網、煤炭深加工等領域裝備的技術水平也得到進一步提升。在社會應用方面,清潔生產與綠色發展仍需一定時間。目前鋼鐵行業逐步推行以氫代焦等為代表的低碳高爐煉鐵技術,即富氫煤氣噴吹、復合鐵焦、爐頂煤氣循環、氧氣高爐的優化匹配技術,研究表明,在復合鐵焦使用量30%、爐頂煤氣循環48.8%的情況下,噸鐵能耗降低22.1%、焦比降低16.4%、碳排放降低51.8%,而生鐵產量提高39.8%,節能減排效果十分顯著,但實際應用還需要逐步實驗與推廣。

  2.4

  全球氣候變化形勢嚴峻,碳中和發展已達共識

  碳排放驅動溫室效應積累,全球變暖趨勢愈發嚴峻。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對地球的長波輻射具有較強的吸收性,并且對于太陽光有高度透光性,于是產生了溫室效應,溫室效應不斷積累導致全球變暖。自1970年以來,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整體呈上升態勢,并在2016年達到最高點。2018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489.40億噸,較上年增長1.98%;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64.42億噸,占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74.46%,較上年增長2.40%。2020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了400ppm,全球地表平均溫度比19世紀的基線升高了約1.25℃,比1981年至2010年的參考期升高了0.6℃,逼近2016年的最熱記錄,碳減排未見成效情況下全球變暖趨勢愈發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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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變暖引起極端天氣頻發,威脅人類生存環境。全球變暖所引發的異常高溫、北極海冰數量的減少、永久凍土層融化等問題,破壞了世界各地的生態平衡與氣候模式,導致全球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發生頻率的增強,如2020年的厄爾尼諾與拉尼娜現象相繼而來、特強氣旋風暴“安攀”席卷孟加拉灣、美國西部極端高溫造成山火多發、北極出現38℃極端高溫、我國長江中下游及四川盆地的洪澇災害等。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出現又進一步加速了全球變暖的進程,造成了惡性循環;全球變暖問題亟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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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變暖背景下,各國多次召開世界氣候變化大會,開始重視并深入討論碳減排問題,碳中和已成為全球主要國家的發展共識。自1994年簽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提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后,每年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均會就碳排放問題進行討論與相關目標的制定。2015年12月,第21次締約方會議在巴黎召開,近200個締約方簽署了《巴黎協定》,協議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主要目標是將21世紀全球平均氣溫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前工業化時期水平之上1.5攝氏度以內。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于11月在英國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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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國:碳達峰任務艱巨,政策目標逐漸加碼

  3.1

  中國當前碳排放形勢依舊嚴峻,碳減排難度大、責任重

  中國碳排放總量龐大,在全球的比重也呈不斷上升趨勢。碳排放指標主要從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碳排放全球占比、碳排放年增長率、年人均碳排放量四方面進行分析。2005年后中國碳排放總量連續十五年居于世界首位。2019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到98.26億噸,是碳排量第二大國美國的1.98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排名前三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29%)、美國(15%)、歐盟(10%)。隨著中國碳排量在全球的比重不斷攀升,碳減排責任巨大。1999年中國碳排放總量的世界占比為14.24%,2009年已超過25%,2019年中國碳排放量比重達到28.76%,2015年到2019年五年平均占比達到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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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碳排放增速已經回落至歷史低位,人均碳排放量處于世界中位數水平。中國當前碳排量增速已經度過高峰,目前處于相對低位。1991年至2018年,中國碳排放量經歷了三次高速增長(碳減排增速大于6%的時期),分別是1991年到1995年、2000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三段高速增長期平均增速分別為8.49%、11.41%、8.91%。2018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增速為3.16%,2014年到2018年五年平均增速為0.94%。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中國處于世界中位數水平附近,2013年以來連續六年企穩,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平臺期,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具有可行性。2018年,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6.94噸/人,2013年到2018年六年平均水平為6.76噸/人,逐漸逼近日本(8.49噸/人)的水平,遠低于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14.54噸/人),處于數量較為穩定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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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四大維度分析:中國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道阻且長

  我們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城市化率、人口數量四個維度進行切入,嘗試對中國碳中和目標實現的內部條件進行研判與分析。我們將結合WRI統計下已實現碳達峰的美國(2007年)、加拿大(2007年)、澳大利亞(2006年)、德國(1990年)四國具體的指標情況,參照未正式公布實現碳中和的日本(目標:2020年或更早)的指標情況,對中國的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城市化率、人口數量這四個維度進行國別比較與指標判斷,明晰未來實現碳中和道路中需要重點調整與改善的部分。

  在能源結構方面,當前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龐大且快速上漲,原煤消費占比持續下降但依舊處于高位。從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來看,2018年,全球總消費13864.90百萬噸油當量,其中中國一次能源消費量達到3273.47百萬噸油當量,占比23.61%居首,高于第二位美國(2300.64百萬噸油當量)42.28%,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龐大必然帶來更多的碳排放。從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來看,2018年中國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為96.90吉焦/人,較去年下降0.70%,遠低于已碳達峰的其他國家。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2019年中國能源消費占比排名為原煤(57.70%)、原油(18.90%)、水電核電風電(15.30%)、天然氣(8%),分別較2018年比重變化降1.30%、持平、升0.80%、升0.50%,維持原煤、原油比重下降,水電核電風電及天然氣比重上升的整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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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能耗占比遠高于GDP占比,產業結構仍需再平衡。201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471925萬噸標準煤,其中工業能耗占比65.93%,工業占GDP的比重接近四成,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嚴重阻礙了碳減排的進程。從國際案例來看,德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實現碳達峰時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37.34%(1990年)、25.61%(2006年)、21.45%(2007年)、29.80%(2007年),德國在發展三十年后工業占比更是降至27.71%,已實現碳達峰的國家基本處于30%以下的工業占比水平,第一、二、三產業發展較為均衡;2006年,日本工業占比降至29.98%,2018年工業占比為29.07%,碳達峰對城市化率水平的要求基本達標;2019年,中國工業占比為38.97%,處于較高水平,近十年工業比重下降平均速度為0.02%,預計還需13年才能降至30%,達到碳達峰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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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化率方面,我國城市化率仍在快速提升,碳中和難點轉向城市。城市作為第二、三產業的空間載體和居民高度密集區,經濟產出占比超過90%,能源電力占比甚至逼近95%。也正是因為產業、能耗和人口在城市空間的高度濃集,城市成為阻礙碳中和的難點。德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實現碳達峰時城市化率分別為73.12%(1990年)、84.70%(2006年)、80.27%(2007年)、80.40%(2007年),基本處于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2002年,日本城市化率達到80%以上,2019年城市化率為91.62%。中國2019年城市化率為59.15%,仍處于較低水平,近十年城市化率平均增速為0.02%,預計還需15年才能達到歐美發達國家城市化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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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數量方面,當前中國人口增長率處于低位水平,但人口基數龐大,是阻礙碳減排的重要因素之一。德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實現碳達峰時人口增長率分別為0.86%(1990年)、1.48%(2006年)、0.95%(2007年)、0.97%(2007年),基本處于1%的增長率水平以下;2019年,日本人口增長率為-0.21%,并連續十一年人口負增長;2019年,中國人口增長率為0.36%,近十年平均增長率0.49%,處于較低水平,基本具備人口低增長率條件。在人口基數方面,據Countrymeters統計顯示,截止2021年3月21日,中國以 14億456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總人口的18.36%,比第二人口大國印度多3.68%,第三至第十名分別是: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孟加拉國、俄羅斯、日本。人口基數龐大推動碳排放總量居高不下且持續增長,碳減排壓力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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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中央與地方政策陸續出臺,碳中和目標逐漸加碼

  中央政府對碳減排目標持續加碼,逐步形成碳達峰、碳中和的“3060目標”。我國于2009年第一次提出碳減排的目標,隨后分別于2015年、2017年、2020年、2021年逐漸對碳減排目標進行重申與加碼,逐漸形成了碳達峰、碳中和的“3060目標”規劃。具體來看,碳減排目標主要體現在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清潔能源率和森林蓄積量三個指標上。在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標上,2009年、2015年、2020年分別提出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50%、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標,目標期限逐漸放遠,目標要求逐步提高;在清潔能源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指標上,2009年、2015年、2017年、2020年2021年分別提出到2020年15%左右、到2030年20%左右、到2050年50%左右、到2030年25%左右、2021年北方達到70%的目標,同一目標期限的具體要求提高,在目標上開始精準到具體區域;在森林蓄積量指標上,2009年、2015年、2020年分別提出2020年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2030年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2030年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的目標,對森林蓄積量要求層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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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對綠色發展持續加碼,多地出臺碳達峰、碳中和行動計劃。圍繞“3060”碳目標,北京、廣東、山西、浙江等26個省市已開始著手制定“碳達峰、碳中和”計劃,其中北京市已明確提出碳中和的時間表、路線圖。具體來看,各省市碳達峰行動主要體現在消費端、生產端和碳交易三個領域。從消費端看,上海、海南等省市堅持碳排放總量與強度雙控,降低煤炭消費占比,其中浙江明確提出“2021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20.8%”的行動目標。從生產端看,各地政府在產業層面有保有壓,山西、吉林、天津等省市加快推進鋼鐵、建材、電鍍、石化、造紙等重點行業綠色化轉型,加大綠色建筑、裝配式建筑發展支持力度,浙江、湖北、河南等省市積極開展低碳工業園區建設及“零碳”體系試點。此外,多地提出加快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推進電力傳輸綠色化改造。天津、廣東等省份制定計劃大力發展天然氣、風能、太陽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其中,山西明確2021年天然氣產量達120億立方米的定量目標,安徽提出加快推進綠色儲能基地建設,建設天然氣主管道160公里。從碳交易方面看,河北、福建、廣東等8個省市提出積極完善碳交易市場機制,推進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進度,大力發展碳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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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海外: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碳達峰,目標2025年實現碳中和

  4.1

  歐盟

  4.1.1

  歐盟1990年實現碳達峰,目標2050年實現碳中和

  歐盟27國作為整體在1990年實現了碳排放達峰,峰值為44億噸的排放量,此后二氧化碳總排放量開始下降。截止2019年,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至33億噸,比1990年峰值時期減排約24.3%的水平。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煤炭的消費占比有顯著下降,從1990年的28.1%下降至2018年的14.1%,低污染能源天然氣的比重略有上升,從1990年的16.6%緩慢上升至2018年的22.5%。核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呈上升趨勢,從1990年的16.3%上升至2018年的25.4%。2020年歐盟27國領導人通過了歐盟委員會關于提高實現碳中和中期目標的建議,計劃到2030年歐洲溫室氣體排放減少55%,2050年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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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氣候能源目標時間逐漸明確,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逐漸上調。

  歐盟最早于2007年提出了《2020年氣候和能源一攬子計劃》明確要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降低20%,2011年歐盟進一步提出了205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80%-95%的長遠目標,2014年明確了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降低40%。此后不斷上調氣候能源目標,并最終在2020年出臺《歐洲氣候法案》,從法律層面確保歐洲到2050年實現氣候中和,為歐盟所有政策設定了目標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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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個歐洲國家已經提出具體碳中和計劃目標。目前,超過十個歐洲國家提出具體碳中和目標,其中瑞典計劃于2045年實現碳中和,奧地利計劃于2060年實現碳中和,包括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丹麥、芬蘭、匈牙利、愛爾蘭、斯洛伐克在內的國家均將實現碳中和時間定于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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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歐盟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UETS)

  歐盟碳排放權交易系統是世界上首個最大的跨國二氧化碳交易項目,于2005年正式啟動。歐盟碳交易市場從2004年啟動,至今經歷了四個階段,分別為2005-2007、2008-2012、2013-2020、2021-2030。隨著排放許可上限階段性降低,碳排放交易覆蓋范圍逐漸擴展以及配額分配方式的轉變,歐盟碳交易市場逐步走向成熟。到2010年為止,歐盟碳市場涵蓋了11000個發電站和30個國家的工業部門,并且覆蓋了歐盟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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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碳稅水平較高,與其他手段形成復合減排

  歐盟從1990年起開始逐漸存在兩種碳稅征收方式。二氧化碳排放稅,簡稱碳稅(carbon tax),是一種有效減排的稅制安排,其征稅對象為一級能源(如原煤、原油、天然氣等)與二級能源(如煤氣、汽油、焦炭等)在燃燒過程中向自然環境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主要目的是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量從而減緩溫室效應、保護環境。碳稅主要有兩種征收方式,一種是以芬蘭、瑞典和挪威為代表,碳稅通過單獨列支進行稅務繳納;另一種是以意大利和德國為代表,碳稅包含在環境稅或能源稅中,集體繳納。

  歐盟碳稅體系成熟,大部分成員國碳稅征收水平較高,且征稅手段復合多樣。在稅收水平方面,歐盟碳稅征收水平較高。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披露,瑞典、瑞士、挪威、芬蘭、丹麥、愛爾蘭的碳稅分別為168美元/噸(2014年)、68美元/噸(2014年)、4到69美元/噸(2014年)、35歐元/噸(2013年)、31美元/噸(2014年)、20歐元/噸(2013年),略低稅率水平的英國、冰島、法國、波蘭的碳稅分別為15.75美元/噸(2014年)、10美元/噸(2014年)、7歐元/噸(2014年)、5歐元/噸(2015年)。在稅收手段方面,采用碳稅和其他減排激勵措施復合的形式。歐盟在2018年后,陸續出臺碳交易市場和碳稅的聯動政策,以此增大高排放企業的成本壓力,提高碳稅制度的有效性。2018年,葡萄牙出臺政策,明確EUETS下的燃煤電廠也屬于碳稅征納對象之一;同期,瑞典也開始對煤電公司征收碳稅。

  4.2

  美國

  4.2.1

  美國2007年實現碳達峰,目標2050年實現碳中和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2007年已經實現碳達峰。自1990到2007年間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整體為正,增速最快在1996年達3.5%,到2007年美國年二氧化碳排放量60億噸,為近十年來峰值,實現碳達峰。2007年后整體碳排放水平下降,2019年為51.3噸,低于1993年水平。在一次能源消耗占比中,從2007年開始煤炭能源的消耗顯著下降,占比從2007年的33%下降至2019年的14%;包括核電、氫能和生物能的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呈上升趨勢,最低從8%升至近年的11%—12%水平,能源結構持續優化。目前,拜登政府宣布于2035年實現無碳發電,2050年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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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美國政府氣候政策多變,拜登上臺后更加重視氣候問題

  2001年,布什政府認為二氧化碳與全球氣候的關系“還不清楚”,以及要求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應承擔減排限排義務,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2009年奧巴馬政府通過《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進一步加大了在新能源開發領域的投資額度,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則設定了碳排放上限。同年,奧巴馬政府出臺《氣候行動計劃》承諾到2020年美國將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的溫室氣體,2014年《清潔電力計劃》承諾2030年之前將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排放水平上削減至少32%,然而上述兩項計劃均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被廢除。2020年末,拜登政府上臺后迅速出臺《清潔能源革命與環境正義計劃》、《建設現代化的可持續的基礎設施與公平清潔能源未來計劃》以及《確保環境正義和公平經濟機會計劃》,為美國乃至全球的氣候政策走向和結果注入積極而強勁的動力,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促進能源結構轉型與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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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美國區域碳排放交易系統

  各地方聯邦政府以立法形式承諾溫室氣體減排,建立了州和地區性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如地區溫室氣體交易計劃(RGGI)、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加利福尼亞全球變暖解決法案(CGWSA)、西部氣候倡議(WCI)、中西部地區溫室氣體排放協定(MGGRA)等。在這些減排系統中,覆蓋美國東北部十個州的區域溫室氣體交易計劃和加州碳交易體系最具規模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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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英國

  4.3.1

  英國1991年實現碳達峰,目標2050年實現碳中和

  英國在1991年實現碳達峰,碳排放峰值為6億噸,之后碳排放量持續降低。截止至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9億噸,比1991年的峰值水平減排了36%。從能源結構看,自2011年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耗占比開始提速,從2011年的11.2%占比迅速提升至2018年的20.2%。煤炭占比從實現碳達峰后10年內有一波大幅下降,從1990年30%的能源消費占比降至1999年14.4%,此后保持平穩,第二輪大幅結構調整使得煤炭消費占比從2012年的18.7%降至2018年3.9%。2019年英國的《氣候變化法案》正式承諾英國將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創造零碳排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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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最早將氣候變化納入法律,將重新恢復本土碳市場

  英國早在2002年的《未來機動車發展戰略》中就提出了交通系統的減排目標;在2003年《我們未來的能源一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2050規劃目標,計劃在2050年前減排60%,可再生電源發電量翻一番;2008年《氣候變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氣候變化法,首次將減排目標納入法律體系;2009年《低碳交通:一個更加綠色的未來》對重點交通領域節能減排做出明確規劃;2020年《綠色工業革命十點計劃》提出主要工業領域綠色制造到2030、2035的目標規劃;《能源白皮書:凈零排放》重新恢復本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并提出未來凈零碳社會的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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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英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UKETS)

  2002年英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碳排放交易市場(UKETS),于2007年并入歐盟碳排放貿易體系。2021年英國能源白皮書聲明確認英國將脫離歐盟的碳交易體系,從2021年1月1日起恢復本國排放交易體系。UKTES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凈零碳排放限額和交易市場,其排放上限將比歐盟碳交易體降低5%。

  4.4

  日本

  4.4.1

  日本近年或將實現碳達峰,目標2050實現碳中和

  日本近20年碳排放峰值分別位于2008年與2012年,約為13億噸,2012年實現碳達峰。從2013年開始碳排放增速轉負,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漸下降,至2019年排放量降至11.2億噸,世界資源研究所預計日本或在2020年前后實現碳達峰。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石油及其他液體的消費占比從1990-2019年基本實現逐年下降,核電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在1990-2010年呈波動緩慢上升趨勢,從15%升至19%左右。2012年日本煤炭進口量大增,使得煤炭能源消費占比激增,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至峰值;此后又恢復能源結構轉型趨勢,煤炭占比緩慢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緩慢回升。2020年底日本政府公布了脫碳路線圖草案,正式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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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強化實現京都協議相關措施,針對具體行業提出目標規劃

  在2004年日本環境省就設立了《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會情景12大行動》,初步提出2050年低碳社會的遠景規劃,并具體規劃各高能耗部門的減排目標。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日本逐步開啟減排計劃,此后出臺一系列碳減排政策、計劃與法律法規,如《新國家能源戰略》、《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低碳社會行動計劃》、《全球氣候變暖對策基本法》等。2020年末,日本政府發表《綠色增長戰略》,正式提出碳中和目標與路線圖,目標到2050年徹底實現碳中和,達到零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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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日本碳排放交易市場(JETS)

  日本碳排放交易市場經歷了行動計劃、體系試行、正式啟動三個時期。行動計劃時期,為響應1997年《京都議定書》對碳減排的要求,日本開始對JETS的設立進行行動計劃制定,但該計劃無法律效力;體系試行時期,開始的標志是2008年10月碳排放交易系統的試行,此時碳排放交易系統處于自愿參與、自愿交易階段。正式啟動時期,從2010年4月開始,東京總量限制碳排放交易體系正式啟動,此時該體系具有強制性特征,明確了到2020年比200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25%的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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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碳排放交易體系由以VETS為代表的國家排放交易體系、面向國內和國際的多個排放信用體系以及東京都ETS為代表的地方的總量控制交易體系構成。其排放量交易制度有自愿參加型、補償信用制度與雙邊補償信用制度。自愿參加型,即企業以項目方式承諾一定減排量并進行企業間的碳排放交易;不過現實中其參與度不高,交易頻率與規模較低,交易價格接連下行,JVETS體系運行7年后于2012年結束。補償信用制度,指日本政府通過在其他地方的碳補償機制抵補社會達標不足量;J-credit體系下政府向節能減排優質企業頒發溫室氣體減排信用,企業利用信用進行交易;雙邊補償信用制度,指日本與發展中國家達成協議,開展聯合減排;JCM體系下降低了國家減排成本,并促進低碳產品與服務出口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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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韓國

  4.5.1

  韓國近年有望實現碳達峰,目標2050年實現碳中和

  韓國在1990-2019年期間,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基本為正。1990-1997年期間碳排放平均增速為9%,21世紀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整體顯著變慢,從2010年開始碳排放量增速基本維持在-1%—3%左右,2019年碳排放增速達到-4%,或在2020年前后實現碳達峰。從能源結構來看,石油及其他液體占能源總消耗量比例在幾十年內顯著下降,由1996年的最高比例66%下降至近五年來的42%左右,成功實現能源重心轉移。2020年,文在寅總統正式宣布推動綠色新政,并承諾韓國將在2050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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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提出系列綠色新政,明確碳定價碳交易機制

  韓國于2008年提出《低碳綠色增長戰略》,正式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首要戰略,此后出臺《綠色金融計劃》、《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等計劃與法案,促進低碳技術開發以及初步提出建立碳定價機制的構想;2012年《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和交易法案》明確韓國將在2015年1月1日正式運行ETS碳排放交易市場;2016年《低碳綠色增長框架法修正案》重組了氣候變化應對管理機構,企劃財政部全盤接管ETS體系;2020年,文在寅發表“2050碳中和宣言”演講,宣布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并在綠色新政中制定了實現碳中和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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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韓國碳排放交易市場(KTES)

  韓國碳交易市場歷經三大階段,目前覆蓋八大行業。目前,韓國碳交易市場覆蓋鋼鐵、水泥、石油化工、煉油、能源、建筑、廢棄物處理和航空等八大行業。2009年起韓國開始推進全國碳交易市場建設,并于2015年1月正式開始交易。以配額分配方式進行劃分,韓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15-2017的100%配額免費分配階段;2018-2020年,3%的配額進行有償拍賣的階段;2021年起,超過10%的配額進行有償拍賣的階段。在覆蓋產業標準方面,韓國碳市場納入了599家大型企業排放源,規制的氣體類型包括了全部六種京都溫室氣體。納入控排企業的門檻值為公司層面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超過125000t或排放設施層面排放量超過25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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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展望:政府企業攜手,四大路徑實現碳中和

  5.1

  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

  5.1.1

  減少碳排放:重點領域部門能源轉型

  工業部門:調節能源供應比例,通過更多清潔能源代替傳統化石能源來促進能源結構化轉型,發展綠色制造,開展清潔能源供應模式;促進能效提升,遵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發展循環經濟,大力推進磷石膏、冶煉渣、尾礦等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

  電力部門:主要從能源供給側與消費側進行減排升級。在能源供給側,要大力推動能源體系向多元化、綠色化發展,激勵發電行業減排、低碳發電技術的運用,充分利用核能發電、風能發電、水能發電等清潔發電技術;在能源消費側,要量化節能減排指標,將其納入綠色發展評價體系中,推進電氣化和節能提效。同時,要著力打造電網“樞紐”作用,推動供給側和消費側互聯互通,構建綠色清潔能源互聯網。

  交通部門:推廣公共交通新能源化、電氣化。在運輸領域,構建以電動汽車為主的新能源客運體系與以鐵路為主的電氣化貨運體系,提高新能源汽車相關充電樁、換電站的城市普及率與覆蓋率;在汽車制造與生產領域,促進可再生能源在生產領域的覆蓋,促進可回收材料在制造領域的覆蓋;在交通部門行政方面,加強能源、交通等多部門之間互聯互通、相互協調,并加速制定碳收費政策。

  5.1.2

  推動碳捕獲發展:技術固碳與生態固碳合力推行

  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CCUS是CCS(碳捕獲與封存)新的發展趨勢,它可以把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捕獲并投入新的生產過程進行循環利用。IEA在2019年提出,2060年工業部門的CCUS將累積達到280億噸,電力部門累積560億噸。CCUS技術共分為碳的捕獲、運輸、封存和利用四個環節,產業鏈較長且資金關聯度復雜,商業化的成本高昂。據《中國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報告(2019年)》顯示,目前國內二氧化碳捕集成本為300-900元/噸不等,罐車運輸成本為0.9-1.4元/噸公里,管道運輸0.3元/噸公里。此外,CCUS技術是多項技術高度集成的產物,技術鏈條較寬,其有序的發展與內驅動力需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明確權責,完善技術經濟效益。

  生物質與碳捕獲和儲存(BECCS)技術:是結合碳捕獲和儲存(CCS)和生物質能的一種負碳排放技術,將生物質燃燒或轉化過程中產生的CO2進行捕集和封存,從而實現捕集的CO2與大氣的長期隔離。未來生物質本身的資源量將影響BECCS技術負排放潛力,技術與成本問題也會影響BECCS的商業化。聯合國2018年《排放差距報告》顯示,國家自主貢獻的減排承諾與2℃溫升的差距為130-15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與1.5℃溫升的差距為290-320億噸當量,則各國現有減排量無法實現《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預計BECCS技術在2030年及之后將會大規模應用于減排,實現溫升控制。

  碳匯:指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復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技術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作為“碳達峰、碳中和”的內容納入了“十四五”開局之年我國經濟工作重點任務。生態系統的碳匯功能將在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直接空氣碳捕集(DAC)技術:即利用機器直接在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而非CCUS那樣以排放源為基礎捕獲。DAC技術采用物理吸附或化學吸附的形式。吸附劑可以是液態,也可以是固態。DAC技術仍處于起步階段,吸附劑加熱的能量需求、吸附劑本身的穩定性及吸附量、脫附二氧化碳的時間都使得DAC技術成本高昂。瑞典直接空氣捕捉技術開發商Climeworks表示,“全球有一項立法正在為二氧化碳的直接空氣捕獲付費,價格高達200美元/噸,DAC技術將以千兆噸級的規模發展?!?/p>

  5.1.3

  完善碳交易市場:我國碳市場尚在起步,未來發展潛力加大

  我國碳交易市場處于尚在起步階段。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歷經了CDM建設、碳市場試點建設和全國統一碳市場建設三個階段,共試點階段共8個交易所參與交易。2017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提出三步走路線圖,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從電力行業開始啟動。2021年2月1日,《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正式施行,全國碳市場進入“第一個履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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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碳交易市場未來發展空間巨大。碳排放權市場的開展意味著企業將面臨高昂的生產成本,從而產生加快低碳能源結構轉型與技術創新的倒逼機制;此外碳交易市場本身規模擴大后產生的多樣化交易品種與交易方式,會使得市場機制在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生態環境部據國家發改委的初步分析,未來的碳排放量將達到每年30億-40億噸的規模。如果是僅僅以現貨交易,不推行期貨交易,其交易金額是每年12億到80億元。如果加上期貨,那么交易金額就會大幅度提高,可能達到600億-5000億元的規模。

  5.1.4

  配套支撐綠色金融:引導金融資源,構建碳金融體系

  充分發揮政策監管與行業自律作用,引導金融資源向低碳項目傾斜。2021年3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九次會議,明確“十四五”是碳達峰的關鍵期、窗口期,為此要完善綠色低碳政策和市場體系,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據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央行已初步確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綠色金融發展政策思路,將進一步引導金融機構增加綠色資產配置,強化環境風險管理,提升金融業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能力。

  穩健發展綠色金融市場,創造新型碳金融產品。為助力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碳金融產品規范健康發展,監管機構應出臺具體標準,指導市場運行。3月18日,國開行成功發行首單3年期200億元“碳中和”專題“債券通”綠色金融債券,推動電力系統脫碳,同時樹立國內外碳中和債券市場典范??煞e極進行碳金融創新,適當放寬準入標準,在碳交易項目實施中試行碳信用、碳風險管理等金融服務,鼓勵碳核算、碳資產管理等金融中介機構參與碳排放市場交易。未來可建設更多樣化的碳市場,擴大交易主體范圍,合理定價碳排放權,先試點碳遠期、碳掉期等場外產品,再逐步推廣到碳期貨、碳期權等場內碳產品。

  構建碳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體系,增強氣候變化風險管理。將氣候變化與綠色金融納入宏觀審慎管理體系,定期開展情景分析與壓力測試,以抵御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支持綠色金融市場有序穩定發展。

  5.2

  主要政府部門相關政策與路線

  2009年,中國第一次提出了碳減排目標。2011年開始設立碳配額交易試點區域之后,相繼于2015年、2017年、2020年三次提出新的碳減排目標;“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逐漸明晰。各政府部門積極相應政策,出臺一系列碳達峰、碳中和的意見與辦法,以及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的相關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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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主要高耗能企業路線圖

  從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提出后,國家電投在2020年12月8日成為了第一個宣布碳達峰的企業,計劃在2023年實現在國內的碳達峰。此后各高耗能企業紛紛出臺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明確承諾企業碳達峰時間,推動能源結構化轉型,發展低碳清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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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投資機遇:“三大方向”+“七大領域”把握碳中和機遇

  碳中和為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抓手,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推動力。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前提,這將倒逼我國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調整,打破傳統工業生態,帶動綠色產業強勁增長,最終實現經濟社會、能源體系、科學技術的巨大轉變。從污染治理角度看,能源結構調整雖然是減排的治本之策,但同樣需要碳吸收的減排協同效應,這將有效推動固碳技術發展,以及碳交易機制建設。我們將從減少碳排放、增加負碳排放、建設綠色金融體系三個方向下的能源、工業、交運、建筑、碳匯、碳捕集、碳交易七大領域出發,尋找低碳、綠色發展下的重要投資機遇。

  方向一:減少碳排放

  1)能源:從能源結構來看,我國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較大,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標高于發達國家,都嚴重制約了煤電達峰目標的實現。從行業排放看,電力行業碳排放量最多,占比達41%。所以,降碳的首要措施就是提能效、降能耗,推動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發展,減少化石能源使用比例。我國已經具備了風光水核電等清潔能源設備的產業鏈制造能力,這為清潔能源的大范圍推廣奠定了工業基礎。然而,電力系統靈活性亟待提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再生能源消納,能源關鍵技術裝備方面也尚未完全獨立自主,關鍵零部件存在“卡脖子”風險,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們的新能源建設。目前,我國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預測,到2050年,中國風電、光伏合計占總發電裝機量比重將超過70%,與2019年末光伏、風電總裝機規模相比,未來分別擁有近30倍和15倍的增長空間。所以,未來隨著能源設備的發展以及儲能技術的進步,清潔能源產業具有極其廣闊的市場空間,建議關注光伏、特高壓、儲能、風電、水電等細分板塊。

  2)交運:我國交通運輸領域碳排放占全國終端碳排放的15%左右,是前四大碳排放部門。2013年-2019年,碳排放年均增速保持在5%以上,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增長最快的領域。根據2020年12月發布的《機動車污染防治政策的費用效益評估(CBA)技術手冊》,未來五年我國還將新增機動車1億多輛,工程機械160多萬臺,農業機械柴油總動力1.5億多千瓦,車用汽柴油1億至1.5億噸,由此導致的碳排放量十分巨大。所以,為了實現零排放的交通運輸,電動化是解決運輸部門排放日益增長的主要方式。隨著新能源汽車技術的不斷進步,續航以及充電效率的提升將不斷擴大電動車應用場景。除了燃料的替代,未來交通鏈條將融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最終實現交通運輸的智能化,從而提高交通流運轉,減少資源消耗。以“雙碳”目標為牽引,汽車的電動化勢必將引發整個交通運輸系統的顛覆性變化,一大批新技術也將賦能新能源汽車產業,建議關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充電樁等相關板塊。

  3)工業:工業部門碳排放占比同樣較高,其中又以建材、冶金、化工等重工業生產部門排碳量最高。這些傳統工業一般是建立在豐富的煤炭、石油、礦石資源基礎上,其碳排放一方面來自于生產過程中的高溫加熱的燃料燃燒,另一方面來自于原材料的合成加工。所以,對于工業部門減排而言,主要是通過燃料的替換以及生產工藝的升級。具體來看,一是使用清潔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增加清潔能源發電的比例并促進清潔能源在工業領域的直接使用,清潔能源的直接利用將推動終端能源消費碳強度下降。二是對傳統生產方式進行技術升級革新,推動低碳生產工藝的創新與應用,例如推動非化石能源尤其是氫能冶金在鋼鐵行業的應用,以及石灰石熟料在水泥生產中的應用。整體來看,無論是能源端替換還是生產工藝的突破,相關板塊龍頭公司憑借市場以及資金優勢,更容易達到低碳生產標準,同時在供給端收縮邏輯下,頭部公司將受益市場份額的進一步集中。

  4)建筑:建筑業占全球能源和過程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近40%,根據《中國建筑能耗研究報告(2019)》,中國建筑行業預計在2039年前后實現碳達峰,遠低于2030年碳達峰目標,所以建筑行業碳達峰以及碳中和極大影響了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019年全球建筑和建筑業狀況報告》中預計,2060年全球人口有望達到100億,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中,需要新增建筑面積2300億平方米,與現有建筑存量面積相同,巨大的建筑需求也將帶來碳排放的持續上升。建筑業碳排放分為運營碳排放和內含碳排放,我國現有城鎮總建筑存量約650億平方米,這些建筑在使用過程中排放了約21億噸二氧化碳,約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20%,這部分被稱為“運營碳排放”。中國每年新增建筑面積約20億平方米,其鋼鐵、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的生產和運輸,以及現場施工過程的碳排放被稱為“內含碳排放”,約占我國總碳排放量的11%。面對減碳要求,建筑業應對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建筑脫碳,提升材料效率,推廣低碳材料、采用清潔室內能源等,建議關注新型建筑材料、裝配式建筑、智能家居等相關板塊。

  方向二:增加負碳排放

  5)碳匯:森林碳匯是指森林植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從而減少該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土壤是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在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減緩全球氣候變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獨特作用?!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及《京都議定書》對各國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標的規定,從而創設出來了碳匯交易,即機構和個人的無法通過技術革新降低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通過購買碳匯來抵消自身的碳排放。碳匯交易對于創新林業發展機制,建立森林生態效益市場化十分有利,建議關注林業種植、木材加工、造紙等擁有林業資源的相關板塊。

  6)碳捕集:碳捕集是指將鋼鐵廠、水泥廠和發電廠等高碳排放企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來,并用各種方法儲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氣中的一種技術,是傳統高耗能行業應對氣候變化重要的技術路徑之一。但是碳捕集目前尚存在高成本、高能耗、長期安全性和可靠性待驗證等突出問題。僅以捕集成本為例,工業過程中高濃度二氧化碳捕集成本大約每噸二氧化碳15-25美元,低濃度二氧化碳(如水泥、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成本為每噸 40-120 美元,因此產品應用市場有限。我國2013年就印發了《“十二五”國家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科技發展專項規劃》,在雙碳目標下,碳捕集作為主要負碳技術是煤炭、石化等行業延續生存的唯一希望,碳捕集的大規模、低成本商用指日可待,建議關注環保、化工、機械等相關具備技術基礎的個股標的。

  方向三:綠色金融體系

  7)碳交易:《京都議定書》將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從而形成了市場機制解決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新路徑,碳交易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碳交易市場可以大致分為配額交易市場和自愿交易市場。其中,配額交易市場為有溫室氣體排放上限的國家或企業提供減排額交易平臺;自愿交易市場則是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建設等其他目標出發,分為碳匯標準與無碳標準交易。碳交易是推動減排市場化的主要手段,企業需要為其超額排放量付出一定代價,實際排放量低于配額企業則將獲益。截止到2020年底,試點7省市碳市場共覆蓋鋼鐵、電力、水泥等20多個行業,接近3000家企業,累計配額成交量約為4.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累計成交額近100億元人民幣,有效推動了試點省市應對氣候變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根據市場預測,到碳達峰的2030年,累計交易額或將超過1000億元,建議關注園林工程以及持股碳交易所的相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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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策略研究)

(責任編輯:DF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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